晋商和徽商，是明清十大商帮当中最著名、最成功的两个商帮。现在讲企业做大做强做久，商帮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我们举例来看商帮达到的商业文明程度有多高。山西太谷县曹家，兴盛始于明末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时，600余座商铺遍布大江南北，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经营13个行业，分支机构已经开到朝鲜、日本、俄罗斯，甚至旧金山，还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
 

晋商和徽商，一南一北，形成很有意思的参看与对照。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样在中国的大文化背景下,两个商帮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有很大的差异。

开中盐法，晋商的第一桶金
 

从晋商和徽商诞生的背景来看，二者都与明朝初期的盐法有关。
 

明初最大的安全问题是来自蒙古的军事压力。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北方建立九大军事边镇，并维持了80万军队。这同时意味着军队的后勤供给方面存在很大财政压力。山西行省的一个参政向朱元璋建议可以鼓励商人组织军需粮草运到边镇，根据提供的粮草数量从政府换取“盐引”，即销售食盐的专卖权。
 

盐是国家垄断的，盐引有很高的利润，所以商人积极性很高。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是为开中盐法。商人先用自己的资金购买粮草、布匹等军用物资到边镇，然后到淮南和淮北去支盐获取高额利润。这是山西商人赚的第一桶金，山西商帮的崛起从开中盐法开始。
 

折色制，徽商崛起
 

徽商的崛起晚于晋商50年左右。为何如此，也与当时盐的制度有关系。
 

开中盐法使晋商获得了第一桶金的机会。但是，开中盐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就出现了各种问题。盐的生产是国家垄断，生产效率并不高。很多商人的盐引不断积压，不能回收资金，逐渐对这一制度失去了兴趣。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一个安徽人，提了个建议：与其按现行的制度换盐引，不如简单些直接让商人拿钱买盐引。为了简化过程，可以让商人组成总商。比如说，全国范围内允许8个总商，国家把盐引卖给8个总商，总商用巨额资金购买盐引后，再把盐引零售给分散的商人。这就是折色制。于是，由开中制走向了折色制。
 

为什么徽商会从中受益呢?一个是地理位置，两淮的盐在安徽，徽商近水楼台;一个是官场上的影响力，徽商非常重视功名和儒学，官场上的安徽人很多。所以，实行总商制和折色制以后，徽商就开始捷足先登。
 

晋商、徽商大不同
 

那时候商人有会馆，有祭拜的对象。晋商崇拜关羽，徽商崇拜朱熹。朱熹是儒家的代表人物，重视科举和功名，强调条件允许的话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徽商是亦儒亦商;而晋商不重视科举，学而优则商。据历史记载，乾隆皇帝曾经抱怨过，山西人有钱，但是不重视科举取士。
 

晋商，借助地缘、建立在非人格化的管理模式之上，依靠股权激励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徽商是以血缘网络为主的商人群体，主要依托宗法关系。晋商的组织结构通常包括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计、雇工、学徒等层次。徽商更多的是利用宗族和地位来激励和约束员工。
 

对晋商来讲，众多商业家族的成功，有一个重要原因：晋商通过家族内部的股份制、职业经理人制来做长做久，这样解决了富不过三代的问题。
 

两个商帮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徽商有举族外迁的传统，一定要走出安徽，走到全国各地，甚至跑到海外去。一般开始的时候，少数的族人在外面做生意，做成功了以后把家族成员一个一个迁出来，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整个家族都迁出来。而晋商很少有外迁的传统。晋商强调，商人不能带家眷到外地的营业地。比如，山西总部派出去的企业员工，到了外地还不能娶当地的人为妻，必须回到老家去娶。地域文化跟商帮的治理模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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